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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鋼企如何應對低碳競爭？
發布時間：2023/5/22 發布者： 點擊次數：11166
2022年5月19日，中國首個工業品EPD平臺——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鋼鐵行業環境產品聲明（EPD）平臺正式上線首發。上線一周年，鋼鐵行業EPD平臺發展情況如何？2023年5月11日，鋼鐵行業EPD平臺技術委員會主席、中國寶武低碳冶金創新中心技術總監劉穎昊在接受《中國冶金報》記者專訪時，介紹了平臺發展情況，并就企業如何做好EPD工作、我國低碳鋼標準模型構建、歐盟“碳關稅”和清潔能源部長級工業深度脫碳倡議（IDDI）等低碳領域熱點話題做了分析解讀，并談了她的看法。
2022年5月19日，中國鋼鐵行業EPD平臺正式上線運行。一年來，平臺發展成效顯著，無論是平臺用戶注冊量還是報告發布量和種類的進展都很快。截至目前，平臺注冊用戶數量已經達到1900余家，包括沃爾沃、舍弗勒等下游用戶，占注冊用戶的57%；單月最高注冊量超過200個，發布報告35份，其中鋼鐵產品29份、鐵礦石6份；發布單位除了寶武系企業外，還包括鞍鋼、首鋼、沙鋼、包鋼、酒鋼等多家鋼企，報告累計下載量超過4000次。可喜的是，PCR（產品種類規則）種類也在不斷增加，目前除了鋼鐵產品之外，增加了鐵礦石產品、球團產品等，未來還會看到鎂、鋁以及建筑用鋼、特殊鋼。
此外，在接受度方面，平臺發布的報告受到了上下游廣泛關注，在國內已具備一定影響力。據介紹，例如汽車行業中汽中心，其有自己的數據收集系統，如CICES（中國工業碳排放信息系統）。EPD平臺作為一個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數據被該中心認定為權威數據，可以直接幫助鋼鐵企業滿足下游用戶的相關數據信息需求，為鋼鐵企業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務。在國際上，平臺間的互認也在加緊推進中。
一年發布30余份報告，這個量級在常人眼中似乎并不多，卻讓劉穎昊喜出望外。她解釋道，這是因為EPD報告發布的難度極大，一是它對企業的數據統計基礎要求非常高，二是企業要有勇氣去披露它的數據。因為沒有政策的驅動，企業自愿發布報告往往是對自身發展有更高的要求，抑或來自于用戶明確或潛在的需求等。在談到具體難點時，劉穎昊將其比喻為給企業做CT檢查。只有具備精準掌握產品生產每一個環節數據的能力，才能發布高質量的EPD報告。這是因為EPD報告的數據統計方式不一般。劉穎昊進一步解釋道，與大家常見的統計組織碳排放方式不同，EPD報告追蹤的是產品碳足跡，這是全生命周期（LCA）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環境績效量化工具。組織碳排放的統計方式是以碳的總進總出量除以產量。這種統計方式，企業內部眾多的生產環節就像一個大的“黑箱”，并不需要一個個單獨計算。比如大家熟悉的碳交易就是基于組織碳排放的統計方式，而產品碳足跡的統計是要跟隨產品具體的生產過程。一些企業的數據統計不完全是按照產品生命周期邊界和口徑來的，所以EPD數據的獲取有較大難度。另外，EPD報告還設計有很多的環境指標，并非法律法規強制監測項目，如果不是編制EPD報告，很可能就沒有相應的數據。
劉穎昊說，這項工作就是在摸家底。它要求企業本身對產品生產全過程的投入產出要有清晰的認識，包括原材料消耗、輔助材料消耗、能源消耗、產品副產品產出、大氣排放、水體排放、固廢排放等，都要有全面認識才有可能去做。還有數據基礎的問題，比如是否具備對各個環節數據的收集能力，以及是否會做的問題。對于后者，目前平臺推出了低門檻的工具，可以幫助企業進行鋼鐵產品LCA評估。而對于前者，劉穎昊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這些年寶鋼通過建設智慧制造系統，將以前區分不開的數據，現在有些能通過算法進行區分，有些能在技術儀表上區分開。正是做了這樣扎實的基礎工作，目前寶鋼的iCD系統已經具備了統計卷級碳足跡的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高端下游用戶已經將提供碳足跡數據及減碳措施納入了采購硬性指標。對此，劉穎昊提醒廣大鋼企，EPD報告數據的發布應該秉承精品原則，不要操之過急。要發布高質量的數據，首先必須扎實做好數據挖掘工作，其次應注重發布產品的篩選。企業應建立自己的內部產品碳足跡管理系統，發布EPD報告之前先要有內部的預評估，否則有可能發布的結果在市場上并沒有那么強的競爭力，會對企業造成一定的影響。
此外，劉穎昊表示，一個產品是否綠色低碳，從設計階段就應該有所考量，特別要關注生態設計。生態設計一方面是面向制造過程，比如流程優化、工藝改進等；另一方面是面向產品全生命周期，比如通過先期介入，與用戶一起打造成本更優、更低碳的產品。“當制造環節各個工序的節能減碳都降到最低、無法再減的時候，你一定會從全生命周期的范圍去考量。”劉穎昊解釋道。同時，為了盡可能前瞻性布局應對未來針對其他指標可能做出要求的不確定性，劉穎昊建議關注除碳以外的其他環境指標：“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碳，往往把這個指標單獨拉出來看，但其實對有些產品而言只看碳指標是不合適的，因為這種環境足跡會轉移，有可能低碳了，卻增加了其他的環境影響，建議企業綜合地看一些指標。”
溫升問題背后是發展問題
低碳鋼標準制定關鍵要全球互認
摸清家底之后，鋼企能做什么？該做什么？作為中國寶武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劉穎昊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碳排放的高低并不影響鋼的性能，只是鋼的碳屬性發生了變化。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未來這種碳屬性一定是分級的。
她解釋說，從目前來看，在碳屬性方面，一些高端用戶為了實現自身的減排目標提出比較高的要求，鋼企在排產時，就會按照用戶要求考慮材料的碳屬性。在低碳時代，越來越多的用戶對碳屬性提出要求，但不同的用戶對碳屬性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未來這種屬性一定是分級的。
關于碳屬性分級，從技術角度看，企業要做的是提供不同碳屬性的解決方案；但從發展角度看，這種分級趨勢的深化，特別是這種分級的邏輯，帶來的如低碳低到多少合適、碳配額如何分配等問題，必然會帶來一場關于低碳鋼標準界定的全球討論。實際上，當下，如何定義低碳鋼已經成為全球鋼鐵業關注的焦點。不少國際領先的企業都在構建低碳鋼標準模型。在這方面，中國寶武同樣進入全球第一梯隊。
在談到低碳鋼標準模型構建時，劉穎昊先給《中國冶金報》記者科普了一個數字概念。這些年，我們常聽到全球溫升不能超過2攝氏度。而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于今年3月20日發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綜合報告：氣候變化2023》指出，在納入考慮的情景和模擬路徑中，全球氣候變暖的最佳估計值在近期（2021年—2040年）將達到1.5攝氏度。溫升2攝氏度是什么概念？劉穎昊介紹，按照不同機構的分析測算，折算成溫室氣體排放空間估計是8000億噸至1萬億噸。而限制溫升1.5攝氏度，目前對應的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為3000億噸至4000億噸。劉穎昊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按照1.5攝氏度的溫升控制標準，以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速度，基本上7年排放空間就沒有了。在劉穎昊眼里，這組數據絕不僅僅反映了減碳的急迫性，職業的敏銳性讓她清楚地看到，其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意義——資源和發展空間。
“我們必須認識到，3000億噸到4000億噸，這是一個總量、是資源，因為它限制了你的發展。3000億噸到4000億噸，這是大家要去分的。能分到多少就決定了一家企業、一個行業乃至一個國家還能走多遠。為什么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低碳鋼標準做到全球最厲害？因為一旦被同意或者被承認，其他人就得按照這個方式、這個標準來。”劉穎昊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這種模型的一個大背景或者說約束條件，就是排多少億噸的二氧化碳。可能每個模型都不一樣，但是它都有約束條件。你憑什么說我必須在這里面減掉多少？我用什么條件來約束你？它有一個碳總額作為約束，所以換過來看它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環境問題，將來一定是一個資源問題。”
劉穎昊同時認為，關于低碳鋼模型的構建，需要全產業鏈的協同。這一點跟實現碳中和的道理是一樣的，鋼鐵行業無法僅靠自己的努力實現碳中和，比如我們還依賴于綠電、氫能、天然氣、生物質能、CCUS（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相關技術的發展，所以這個模型不僅是鋼鐵模型，而且是一個包含資源等在內的綜合模型。
另外，目前全球領先的鋼企都在構建發展自己的低碳鋼模型。劉穎昊認為，在這方面，中國鋼企與國際其他鋼企之間不是一個“PK”問題，而是要去爭取我們的利益問題。“這個模型一定要反映中國未來的資源和能源發展的趨勢。為什么我們要建自己的模型，而不是跟隨別人的？因為一些國家或地區早就碳達峰了，它的廢鋼量也比我們豐富得多。另外像北歐都是用綠電，如果我們按照他們的標準來做，目前來看沒有一家能達得到。”
今年3月9日至10日，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于瑞士日內瓦舉行的鋼鐵脫碳標準貿易論壇上，應邀參加的劉穎昊談到這個問題并提出，不同國家、區域資源能源稟賦存在差異性、技術發展水平參差，標準的制定應考慮區域實際情況，標準間的差異是必然的，這需要尋求不同評估方法的互認，構建相對公平的發展環境。“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最終跟歐洲、美國等發達地區和國家達到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也會實現碳中和，但是我們的下降斜率是不一樣的。我們可能前兩年是一個平緩過程，接下來可能是個陡降過程。所以其他國家的那條斜率是不適合我們的，我們是一定要發展中國自己的這條線，這是必須的。那么，我們要做的是相互之間的互認，你們要尊重我們，我們應該是承擔‘共同但是又有區別’的責任。所以，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跟其他的國際機構互認，大家盡量在方法論上達成一致，同時要讓他們能真正了解、理解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國情。”
那么，這種互認的最終影響點在哪里？劉穎昊提到了國際高端用戶的認證要求。比如，一些用戶看到中國鋼企提供的碳報告沒有按照自己要求的標準來，可能會拒絕接受。劉穎昊說，面對這種情況，寶鋼會向用戶說明自己的標準，現在很多高端用戶紛紛接受了寶鋼標準，這也告訴我們必須加快制定我們自己的標準。
但同時，劉穎昊表示，中國產鋼量全球第一，低碳鋼領域，中國鋼鐵必須有自己的模型。這個模型是整個行業的，表達的是中國鋼鐵的權利，反映的樣本量要足夠大，需要全行業的共同參與、努力。她進一步解釋道：“低碳鋼標準一旦定下來，全球有共識，我們的排放如果比這個標準線低還好，但如果我們比它高，那時候我們該怎么辦？如果這一天真的來了，作為一家企業，連自己的產品到底排了多少碳都不清楚，用戶在跟你提要求的時候，你如何判斷合理不合理？你怎么保障自己的權利？只有做好這項工作，企業才有可能去博弈。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碳關稅”、IDDI長期影響不容小覷
開展國際貿易要重視相關政策、機制背后邏輯
今年4月25日，歐盟理事會投票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俗稱“碳關稅”）。這標志著歐盟CBAM走完了整個立法程序，獲得正式通過。
據悉，CBAM稅費的計算方式為：CBAM稅費=CBAM稅率×碳排放量=(EUETS碳價-出口國碳價)×(產品碳排放量-歐盟同類產品企業獲得的免費排放額度)。其中，EUETS碳價為上一周現貨拍賣平均結算價，碳排放量包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全氟化物3種排放。
劉穎昊介紹，從這一計算公式里面的4個參數就可以看到，歐盟給鋼鐵企業的免費碳配額在里面占了很大的一塊，此前歐盟確定了削減歐盟企業免費配額的時間表，從2026年開始削減，其中2026年取消免費碳配額百分比為2.5%、2027年為5%、2028年為10%、2029年為22.5%、2030年為48.5%，直至2034年實現全部取消。劉穎昊表示，按照這個免費配額削減原則，我國鋼企與歐盟企業付出同樣的碳成本。剛開始的幾年，免費配額取消比例相對較小，中國鋼鐵產品基本能滿足對應的低碳要求，短期內中國鋼企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但是從2030年開始，免費部分一下子就要減掉很多，如果到時候我們出口到歐盟的產品碳排放量比歐盟企業高的話，那么會受到哪些影響還得看今后出臺的具體細則。但是從大邏輯上來看，我們開始受到影響會在2030年左右。盡管如此，劉穎昊依然充滿信心——“我相信到那時我們的企業已經做好了應對準備”。
不過，她也表示，值得警惕的是，更深遠的影響來自于未來其他國家或地區及其他行業紛紛效仿歐盟“碳關稅”的做法。從目前來看，盡管中國鋼鐵產品直接出口量不大，但未來如果通過其他政策，比如通過終端產品向供應鏈驅動傳導的時候，會對我們的間接出口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劉穎昊特別強調，歐盟“Fitfor55”計劃里面“碳關稅”只是其中一個部分。它還有循環經濟行動計劃，這個計劃強調的不僅僅是碳足跡的問題，在歐盟銷售的產品，要在全生命周期貫徹“可持續性”。具體看，產品必須提供充分的“可持續”信息，使消費者可據此選擇，包括化學成分、材料、環境足跡（不限于碳排放）、預計使用壽命、可修復性等，推行“附條件的市場準入”2個條件即綠色+勞工標準，以境內規則約束境外行為。它擴大了產品范圍——從能源相關產品擴展到“幾乎所有產品”，增加了要求——從能源效率擴展到全生命周期環境影響，提出了產品數字護照——環境可持續性信息，提出了綠色政府采購——針對重點行業/產品的規則，如紡織品、電子產品、電池、光伏、建筑產品……那么，終端產品的多項指標一旦被規定之后，測算這些指標，就需要沿著供應鏈一項項往前推，每一家企業都會受到很大影響。所以，劉穎昊也提醒廣大企業，關注循環經濟行動計劃，提前布局做好準備。
與此類似的挑戰還有清潔能源部長級工業深度脫碳倡議（IDDI）。據悉，IDDI是一個致力于刺激低碳工業材料（鋼鐵和水泥）需求的公共和私營組織的全球聯盟。它由聯合國工發組織協調，英國和印度共同領導，還包括德國、加拿大，以及知名倡議組織、機構。IDDI與各國組織合作，致力于碳評估標準化與數據共享，鼓勵政府和私營部門采購綠色產品，引導低碳發展。
劉穎昊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IDDI提出要做綠色政府、綠色采購，在材料的選擇上，不僅對產品EPD報告提出了要求，比如按照統一的格式編制，設置相應的數值標準；而且還會對產品進行分檔，比如對低碳鋼進行分檔，具體分檔方式參照EPD報告和LCA報告等。從本質上看，他們在做的事情是統一方法論、統一背景數據庫、統一發布格式、統一劃線，進而國家與國家之間達成一致。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提示，無論是“碳關稅”還是IDDI，盡管影響的層面不同，但路數基本一致，就是把產品的碳屬性與貿易相關聯，使其成為一個新的約束方式。所以，不管是倡議、政策、機制，對中國鋼企而言，實際上是開了一個新的賽道，也就是低碳競爭。
對此，劉穎昊建議，一是要把自己的“本錢”算清楚，二是要趕緊發展低碳技術，三是必須對低碳排放產品分級。考慮到成本問題，可以結合用戶需求，對于愿意溢價的高端用戶，可以提供高等級的低碳產品。同時，她也特別指出，企業在推進“雙碳”工作時，要注重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只有這樣，低碳才能是一件可持續的事情。